必威体育专访|哈尼夫·库雷西:作家教写作是谋生的

今年6月,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英国作家哈尼夫·库雷西的作品系列,除了之前出版过的《亲密》《整日午夜》《爱在蓝色时代》《黑色唱片》《有话对你说》之外,短篇小说和随笔集《爱与恨的边缘》是首次出版,最新长篇“The Nothing”的中文版也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。
不少读者初次接触哈尼夫·库雷西,可能是那部根据其小说改编并获得2001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同名电影《亲密》。而他另一本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带有自传色彩的《郊区佛陀》。
哈尼夫·库雷西1954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,其父亲来自一个富有的印度家族;1947年印巴分治时期,举家迁往巴基斯坦,后以巴基斯坦移民身份进入英国。库雷西多才多艺,作品涉及舞台剧本、小说、随笔、广播剧及电视电影剧本等,亦为电影导演,还曾担任过第6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。库雷西曾获颁惠特布莱德文学奖、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、笔会/品特奖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等奖项,被《泰晤士报》评为战后英国最伟大五十位作家之一。
库雷西早期作品中的幽默反讽享誉世界,近作对情欲与两性冲突的探讨充满了动人的深情。他也是少有的对老年人的性与爱极为关注的作家之一。同时,作为一位具有移民背景的作家,他除了在小说里涉及移民问题之外,还也经常在《卫报》等媒体上发表自己对于当下欧洲移民危机的看法。
借着这套新推出的库雷西作品系列的契机,澎湃新闻对他进行了专访,访问主要关于《爱与恨的边缘》及其过往作品。
哈尼夫·库雷西
卡夫卡是生活里的弱者,但他用虚构征服一切
澎湃新闻:让我们从《爱与恨的边缘》的第一篇《423号航班》开始。这篇短篇小说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,飞机并未降落,而是飞向了一个远离地球的未知领域。你想通过此传递什么样的信息?这其中是否暗示着相比向这个灰暗的世界妥协,我们更应该从中逃离?
库雷西:在一架飞机里,同时有很多人,他们不知道生死,也无法改变命运、无处可逃、无法掌控,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但大环境中很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,比如政治环境,社会危机,社会团体的发展和富裕阶层的崛起。我也是在9·11事件后想到去写这个故事。飞机可以成为一种攻击性武器,会带给人畏惧。
基于上述这些变化,我想写一些关于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东西。《爱与恨的边缘》是一本严肃的、包含了短篇小说和随笔的集子,必威体育,是对时代的思考,能给婚姻关系带来一些启示,人的分离也是我感兴趣的话题。我希望将这些主题融合在一本书中。随笔的主题是非常自由的,可以写政治,写性,写体育,写任何你想读的东西。当然,读随笔的读者比电影观众和小说读者要少,但也带给我写一些随笔的机会,必威体育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也许需要用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。
澎湃新闻:《423号航班》的结尾仿佛与《赛跑的人》的结尾对应。在《赛跑的人》中,老人并没有去到终点,而是去了一个未知的地方。小说是否暗示着我们应该打破生活的枷锁?你是想通过这篇小说传递乐观的信息吗?
库雷西:《赛跑的人》是一个乐观的故事。男人和女人并不是在真的赛跑。当然,不存在胜利者,因为他们很明智地跑向了不同的路,但都奔向了自由。当然,他们的关系在结尾更缓和了,仇恨也被冲淡了。《423号航班》中我留了一个悬念,不像《赛跑的人》一样明朗。
我认为不管是随笔还是小说的结尾,都不要给它定性,读者可以自行感悟。作家带给你的是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,这就是文学的迷人之处。我在读别人的故事的时候,解读作品是一个迷人的过程,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想象故事的发展。作品中各种隐喻此起彼伏,永不枯竭。
澎湃新闻:你对卡夫卡《变形记》有过很精彩的解读,不同于将卡夫卡视为弱小和无助的象征,你对弱小的阐释截然相反。这样的思想不禁让人联想到福柯和另外一些研究无力、脆弱力量的当代思想家,对此能更详细地说明吗?
库雷西:你的解读我很认同。《变形记》中,人性上的缺陷致使儿子变成了虫子,生活在父权和有话语权的人的阴影之下,不停地抱怨。如果你去了解卡夫卡小说和日记中的人物,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的,个人经历会影响一个作者的创作和文风。这折射出卡夫卡本人的影子,他个人的生活经历被代入了作品中,预示了主人公一生的命运。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弱者,没有话语权,一事无成。但在他的小说中,虚构的能力使他掌控一切,也能创造出更多东西,让我们去领会整个故事。在这个时候,艺术便成为连接虚构和现实的桥梁。各式各样的个人经历赋予了虚构的故事信服力,让作者在能力范围内征服读者。
澎湃新闻:《亲密》是你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作品,部分原因是它的电影版获得了大奖。你如何评价电影《亲密》?为什么《亲密》是由法国导演来改编,而非英国导演?之后你还有将作品影视化的计划吗?
库雷西:我很遗憾,导演帕特里斯·夏侯几年前去世了。他想以我的故事为蓝本,来找我谈了他的想法。他一直在寻求和英国制作团队的合作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在编剧的过程中,对原著的改动还是比较大的,其中还用到了我的短篇小说《整日午夜》中的部分情节。这部电影在西方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轰动,它讲述了与爱人的分道扬镳,让人心有触动。我很希望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,比如说我最新的小说“The Nothing”,它也很适合搬上大荧幕。如果有中国导演有兴趣改编这部作品,我非常乐意合作。我会去看Netflix的网剧,以及多个电视台。我正在计划做一个长篇的电视节目,还打算培养我儿子去写电视剧本。
创意写作班99.9%的学生都没写作天赋
澎湃新闻:在写作生涯的初期,你曾写过一些情色故事。这段经历对你之后的写作有什么影响?你认为情色作为手段和作为目的,其中的差异在哪里?
库雷西:1970年代的伦敦,那时候朋克文化盛行。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还参与过毒品交易、嫖娼,做过你能想象到的一些粗俗行为。而我在这段混乱又短暂的时光所作出的贡献,就是在杂志上写了一些带有情色色彩的故事。我必须说,情色写作不是一种很激动人心的写作形式。但是,我很有兴趣通过人物来描写性爱。我写这些并非是为了回应这其中的性爱动作和体位,而是关于两个年轻的人之间的联系。更重要的是,反映了他们彼此如何享受的关系,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的契合。
性描写并不是描写赤裸裸的性爱动作、姿势,而是两个人在精神层面的活动。对于我而言,情色更多涉及的是有关心理上的涟漪,而不仅仅是交媾。现在世界上的人对将性单单理解为色情,这种观念依旧很泛滥。但这是无聊的说法和形式,这使我感到空洞和虚无,因此我并非认同这种说法。
澎湃新闻:作为一个创意写作教授,你曾说你的学生中99.9%都没写作天赋。那么,在剩下的0.1%中,你能发现什么样的天赋?对即将踏上作家之途的年轻人,能分享你的建议吗?
库雷西:正如很多人想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、职业舞蹈家,或职业画家那样,很少有人能真的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。人们可以靠兴趣去写作,但不代表应该鼓励他们去从事这个行当,对他们来说,有很多其他的机会。十年前,我就鼓励我的学生尽量往电视行业发展,而不是钻牛角尖成为作家,因为当时电视、电影行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。
很少有人能在作家这条路上成功,并不是说不可能成功,但这的确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。上天赐予的写作天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,就像我们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能赋予歌唱家美好的嗓子,舞蹈家出众的肢体语言能力。培养作家是更加困难的事,我们在学校里做了很多这样的事。我必须说,创意写作学校的存在对于作家而言也是很重要的,可以帮助作家成为教师,因为专职作家的生存是非常困难的,教写作是谋生很好的方法。
澎湃新闻:像你这样的著名作家都会认为谋生很难吗
库雷西:没错。你得挣钱买房子,送孩子出国,钱会不够用的,很可能经济窘迫。有些年我可能挣得不错,但也有些年我生活得挺惨的。这不是一个有安全感的工作,并非所有的时候都充满乐趣。在西方,移民被指责为所有问题的症结
澎湃新闻:作为一个移民作家,你在《黑色唱片》等诸多作品中精准地描写了伦敦的移民群体。你认为现在的移民群体和当时相比有什么变化?
库雷西:在过去的五年里,自从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成功,英国极右派也开始兴起,这股势力在各个国家蔓延,包括匈牙利、意大利、法国,在写作领域这样的意识形态也有渗透。从当前的局势来看,穆斯林是受害者,包括叙利亚的难民。在西方人的视野中,他们被指责为所有问题的症结。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人类非常黑暗的时刻,殃及了有色人种、穆斯林、黑人、亚裔等群体,他们因此背负了太多压力,受到了残酷对待。
澎湃新闻:你曾说移民被当作暴力和混乱的借口,有人利用这个借口去实践他们的法西斯主义。
库雷西:在欧洲,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,法西斯主义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。尤其在西方,资本主义日落西山,不能像它保证的那样提供人们幸福,也不能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生活,包括房子、工作、日常生活,还有充满希望的未来。在西方,毋庸置疑,这是一个危机。右翼党派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,这些事件的发生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,这也是我对未来感到不太乐观的原因。
澎湃新闻:那么,移民问题对当今的文学和电影创作有什么影响?
库雷西:通过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等途径可以折射出真实的移民生活。不过,目前在英国还没有很多描述有关难民危机的作品,欧洲也几乎没有关于右派崛起的作品,这类题材需要作者具备相当渊博的知识。另外,在报纸、纪录片背后,实际上又隐含了许多民族情绪。
澎湃新闻:你在作品中说过你是印度后裔,但很多资料上说你是巴基斯坦移民作家。关于这一点,能否确认一下?
库雷西:是这样的,我的父亲是印度人,但在印巴分治时期他的全家迁往巴基斯坦,然后从巴基斯坦来到了英国。
今天七八十岁,还可以进入崭新的性爱阶段
澎湃新闻:在短篇小说《老人国》中,你尝试去挑战当今文学中对老年人的叙述方式。你描绘了一个年轻人为老年人提供性服务的世界。你是否在暗示,我们已经渡过了以复杂的弑父情结为代表的时期,比如1960年代,而来到了一个年轻人被老年人剥夺各种力量的新时代?
库雷西:我成长于1960年代,深受1970年代反传统文化运动的影响。如果你是一个聪明、漂亮、思想开放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,你就可以创造未来。但现在,我已经老了,还有三个二十几岁的孩子,但是,对他们来说,这个世界还是会给他们带来无助,哪怕我们拥有财富和权力,这个世界依然会留给我们失望。我们本应该带给他们祝福,但很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——来自权威者的性侵、暴力等侵犯行为,这给我带来了创作这个故事的灵感。我们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,尤其在非洲、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等地,这个现象非常显著。
澎湃新闻:你最新出版的小说“The Nothing”的开头,读者也许会同情主人公瓦尔多,但随着情节的推进,他的自私和阴郁就展现了出来。到了最后,我们或许会更加同情瓦尔多的妻子和她的情人。这部小说中,你更希望谁得到大家的同情?为什么你会想到去创造瓦尔多这个非常消极的角色?
库雷西:瓦尔多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,他的身体承受着病痛,他失去了他的爱妻和朋友。我想要勾勒的人物,正是在他这样的年龄,面对着极深的痛苦,陷入绝望,以及失去一切,被时间偷走的垂暮生命。后来,他又找到了一个情人,对于读者而言,这个故事是比较复杂的,人物也是多维度的。
澎湃新闻:为什么你对老年(包括老年人的性爱)这个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?
库雷西:1960年代和1970年代是性解放和性革命的时期,各种对性爱的意识的萌发,人们知道性爱还有同性恋这种方式,福柯就是很好的早期佐证。从性革命的角度来看人们变老的时候,性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?关于这个主题的影片在当时凤毛麟角。我担任编剧的电影《母亲》和《陌路爱神》探讨的也是这个问题。在我的新小说《The Nothing》中,我写到我们的肉体和精神上和以前大相径庭。以前,如果一个人60岁,已经老态龙钟了,但现在我70多岁的朋友都能交上新的女朋友,开始一段新的关系。因此,我对于老年人有新的情感依托这个话题很感兴趣。
澎湃新闻:能否这么说,年老是不是意味着新的希望?
库雷西:我同意。这是文明进阶的产物。70岁、80岁时,你还是可以生龙活虎,充满乐趣,进入一种崭新的性爱阶段。
《The Nothing》
喜欢《东京物语》和成濑巳喜男的《母亲》
澎湃新闻:听说你现在正在写一部关于摇滚明星的电视剧?
库雷西:我现在的年龄越来越大,对世界的看法也在逐渐改变。近年来,想要尝试和不同的人合作。过去我的合作伙伴包括斯蒂芬·弗雷斯(Stephen Frears)、罗杰·米歇尔(Roger Michell),还有大卫·鲍伊。
最近我正在参与的电视节目,就是和我的儿子萨钦一起合作。对于我而言,能够和年轻人一起合作,指导他们是我的荣幸,也是通过这样的机会可以探索新的创作素材。我现在正在着手和萨钦一起创作的这部作品名叫“The Driver”,讲述的是关于一个叙利亚移民男孩,他为一个摇滚巨星建造房子,并和摇滚巨星的儿子富兰克林成为了好朋友,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友谊反映了社会分化的现象。
澎湃新闻:能谈谈对你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吗?
库雷西:我生长于1960、1970年代,那是一个电影发展的好时期。我喜欢法国、意大利的战后电影。最值得尊敬的导演要数希区柯克,我很爱他的电影。我有很多喜欢的电影,但现在我主要看电视剧,我很高兴有Netflix等平台的产生,让我对西方的媒体产生了浓厚兴趣,并且为年轻人带来了很多机会。
我年轻的时候,很喜欢伯格曼、戈达尔、维斯康蒂的电影。70年代,伯格曼的电影对我影响很大。不可否认我有太多喜欢的电影,但我特别喜欢《东京物语》,以及成濑巳喜男的《母亲》。小说中,我非常喜欢谷崎润一郎的《钥匙》。

大卫·鲍伊为《郊区佛陀》电视剧创作了主题曲。
热爱摇滚乐,敬仰吉米·亨德里克斯
澎湃新闻:让我们回到你惊世骇俗的小说处女作《郊区佛陀》。读下来,我感到其中混杂着英式幽默和你的故乡印度的幽默。你想通过这种对幽默的使用方法传递什么样的信息?
库雷西:这是一个讲述成长于1970年代的男孩的故事。他的父亲和我一样,也属于移民群体。我想写一个笑点十足的少年成长故事。主人公克里姆沉迷于吉米·亨德里克斯的音乐,他的父亲则想方设法融入当地人之中。克里姆十七八岁了,想拥有一段情爱关系,找一个女朋友甚至男朋友,打算成为一名演员。我想用自己故乡的声音向全世界讲述这个搞笑的故事,小说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身为故事讲述者的我自己这个角色。
澎湃新闻:《郊区佛陀》曾被改编为电视剧,必威体育,大卫·鲍伊还为这部剧创作了主题曲《郊区佛陀》,如何评价他这首作品?在你的作品中,数次提到1960、1970年代的摇滚乐,有哪些音乐人和乐队是你非常中意的?
库雷西:我在1960、1970年代长大,当时创作的音乐非常激动人心。那批传统的摇滚乐队都非常出色,包括披头士、滚石等。我也喜欢美国的一些音乐家,比如奥蒂斯·雷丁、马文·盖伊(Marvin Gaye)。我非常敬仰吉米·亨德里克斯。我还很喜欢美国的爵士乐,特别是迈尔斯·戴维斯、约翰·柯川那个时期的。我父亲喜爱音乐,这一点影响了儿时的我。我也是齐柏林飞艇的粉丝,我以前在伦敦的住所离吉米·佩奇的家很近。每次经过他家门口却总是见不到他,我女朋友为此经常感到不爽。 相关的主题文章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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